两年前，笔者曾撰写、发表了《论党报改革》一文（主要探索党报如何通过改革走向市场的问题）。①现深感党报改革在一些问题上尚需进一步探讨，故萌生了“再论”之意。
笔者这里所说的党报改革，仍然取其狭义，主要是指党报在报道内容方面所进行的改革，而不论及党报报道方式的改革，也不论及其经营、管理的改革。在党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报道内容的改革有其特别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周密调研、形成正确思路的基础上，诸多党报进行的改版是一种增强自身活力的有效举措。党报通过改版、改革，要确保对市场空间和受众心理空间的占有，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在新闻事业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彰显权威性。为此，从内容角度看，应在时政报道、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有较大突破。
一、做好时政报道的文章
党报的时政报道应致力于求变、创新，努力改变不顾新闻价值、内容枯燥干瘪、形式单调死板的状况，使之得到广大受众的有效阅读和广泛认可，这是党报时政报道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头戏，是党报集中体现其权威性之所在。时政报道与要闻版有着紧密的联系。重要的时政报道常常是党报要闻版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党报要做好时政报道这篇文章，就必须着手对要闻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要闻版，又是公认的党报必须做“规定动作”的部分，改革的空间似乎较小。上级领导对要闻版、对时政报道的关注甚于对其他版面和其他报道的关注的内涵相当复杂。有些领导同志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对新闻传媒包括党报这一执政资源加以关注，对党报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实际效果加以关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必讳言，也有些领导同志在对党报要闻版、对时政报道的关注中，也包含着对党报宣传其政绩、形象的期待和要求（有些要求甚至不管新闻规律和不问受众感受）。
应当说，党报在时政报道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党报在时政报道方面的优势主要是较多占有政治资源的优势。这是一种待开发的资源优势，而并非就是党报的现实优势。
然而，上述资源优势在不少党报那里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为数不少的党报的时政报道，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大量涉及文山会海，涉及领导人的考察、调研、访问、开会、讲话等类活动，与受众新闻需求错位、缺乏鲜活内容的报道占很大比重；二是生硬刻板、单调老套、简单重复，令人难以卒读；三是较少被受众有效阅读，传播效果较差。总之，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说：时政报道不突破，我们国家的新闻改革难言成功。②同样道理，时政报道不突破，党报改革难言成功。
党报时政报道的改革重点，是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的改革。作为党报时政报道的经常性的内容，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价值的含量不能一概而论，受众对此也并非毫无兴趣。有的会议，事关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重大举措，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因而为公众所瞩目。而领导同志的一部分活动，也包含着受众关注的信息。对这样的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进行报道，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不少会议属一般性会议甚至是例会，形式大于内容；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所作的讲话，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普适性。对于这样的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包括讲话），用很多篇幅加以报道，大可不必。它们不具备应有的新闻价值，不可能从受众那里获得应有的受关注度。但党报界的通行法则似乎并不受制于上述学理。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早就有过明确指示。在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新闻单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③中央政治局就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专门加以研究后形成的上述意见，对党报进一步改革时政报道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见》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以及新闻单位两个方面，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要求。党报时政报道的改革，要靠党报本身及党报的上级领导的支持来共同推动。离开了其中任何一方的努力，都将寸步难行。
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要求有两条：一是要求做到严格自律，进行自我约束。二是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少报官多报民”。
《意见》对媒体也提出了相应要求。要改革时政报道，党报本身当然应该有所作为。要“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这既是新闻业务范围内的事情，又并不完全是一个业务问题。进行时政报道的改革，要求党报负责人有胆、有识，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南京日报》颇具力度的改版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该报总编辑龚惠民说过：“党报新闻改革最难的是头版，而头版最难的是党政报道。但围绕党政中心工作，搞好党政报道又是党报的最重要职责。这次改扩版，我们对党政报道总的要求是：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坚持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统一，分清层次，区别轻重，该少报的，决不多报；该多报的，决不少报；领导和群众都关注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重大举措、重大活动，要调动一切手段，不惜花费更大、更多版面，报足、报透、报深、报好。”④在《南京日报》改版中，新闻价值得到了应有强调。嗣后，受众看到了力求将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统一的要闻版，试图体现上述统一的诸多时政报道（党政报道）。“决不多报”、“决不少报”背后所体现的，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本质上是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有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的深刻内涵。因此，党报时政报道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报工作者特别是负责人是否具有“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的自觉意识，以及在这方面具有多强的自觉意识。
进而言之，党报时政报道的改革与政治民主的程度密不可分。龚惠民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党报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地方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新闻改革是与政治民主分不开的。我认为，地方党报要想改革成功，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这个地区应该是改革、开放、文明、诚信的；二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主管党报的常委宣传部长，应该是求真务实、开明、懂行的；三是党报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敬业、精业、积极进取的。⑤在笔者看来，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缺少第三个条件，则党报改革（包括时政报道改革）缺乏内部的直接动力。缺少第二个条件，则不可能有第一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要发挥作用也会处处受阻。
笔者认为，除上述条件以外，应当还有第四个条件，即党报工作者具有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一些党报工作者在时政报道实践中形成了某些思维定势，并进而形成了许多惯例。党报时政报道要改革，就须突破许多惯例。一位党报工作者曾经谈到：“据笔者多年来随同领导同志活动发现，很多报道上的惯例，其实都是党报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自己给自己做的套子。如果党报要求突破，请示一下领导同志，基本都会获得批准的。”⑥他的话颇能给人以启发。
二、做好社会新闻的文章
对于社会新闻，人们所作的界定不尽相同。按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所作的解释，社会新闻是“反映社会生活中体现社会伦理道德的事件、社会风气、社会问题、风俗民情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奇闻轶事的新闻”。⑦由此可知，社会新闻的题材广泛而驳杂，报道形态多种多样。相当一部分社会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来源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普通人身上之事和身边之事。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时政报道。
党报为什么要做好社会新闻呢？
原因之一：在读者对党报新闻的多种需求中，就有对社会新闻的需求。诚然，受众十分关注重要的时政报道，党报的时政报道对于他们的生存、发展也颇为相关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因为这类新闻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且读之有一定乐趣。即使是党报的高端读者，在阅读时政报道的同时，也有阅读社会新闻的需求。《新华日报》原总编辑周正荣曾经分析道：党报读者群中，“机关干部、知识界和企业家，这些高层次的读者，他可能是党员，是机关干部，同时也是普通的人，是普通的公民，他既有机关干部的需求，要了解工作的动态，但他作为普通的人，他又有公民的属性，……报纸的工作色彩太浓，会议新闻，机关化的东西，文牍主义的东西太多，忽视了我们的读者作为公民的共性的一面，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一面”。⑧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党报如何既做好时政报道这篇文章，以满足机关干部等高端读者了解工作动态和指导工作的要求；与此同时，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公民的共性的一面”，满足其“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一面”？党报的社会新闻，由此就有了生存和成长的空间。
原因之二：党报没有理由忽视以至排斥植根于生活土壤的社会新闻。社会新闻不仅是生活类报纸的富矿，而且也是党报的富矿。在媒介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采取对社会新闻不屑一顾的态度、将社会新闻拱手让给生活类报纸，是毫无道理的。富矿但有杂质，这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要放出眼光，用心挑选、提炼，做社会新闻而较之生活类报纸更高出一筹；不像某些生活类报纸，以万变不离“性”、“星”、“腥”的低俗社会新闻作为“卖点”。对于多数读者颇感兴趣的社会新闻，党报不能将此与低俗相等同，不能因为它被某些生活类报纸做得低俗化而对此采取不予理会的态度。应当以一定的版面做有较高品位的社会新闻，在这一领域中发挥应当发挥的引领作用，在抵制低俗之风方面成为表率。这既是党报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同时也是增强自身可读性的路径之一。
原因之三：对于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社会生活本身是纷繁复杂的。党报反映社会生活无疑应当弘扬和突出其主旋律；但它们对于社会生活中各个侧面的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又有一定趣味性的事实，也有经过严格选择加以真实反映的必要。党报版面上由于品位较高的社会新闻的存在，党报的触角就伸到了社会的各方面、各层面，党报就做到了以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方式立体地反映当今社会生活，也就达到了拓展报道面的要求。
原因之四：能否做好社会新闻，还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于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道理很简单：首先，社会新闻所触及、所透映的，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是这类问题的突发性或渐进性的显现。直面并且报道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水平。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受众对于社会新闻的关注度甚至常常超过一般的时政报道，社会新闻在受众中的渗透力和传播面也往往甚于一般时政报道。对于受众广为关注和渗透力极强的社会新闻，党报没有理由熟视无睹抑或漠然处之。最后，要将社会新闻做得通俗生动而不庸俗、低俗，既有可读性、又有有益性，这并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一份党报做不好社会新闻，那么，它就尚未具备很高的办报水平和引领社会舆论的水平。
紧接着的问题是：党报应当做怎样的社会新闻呢？
对于社会新闻，党报的上级领导和领导机构并不像对时政报道那样作出种种严格的、具体的限制性规定。这属于党报可以放开手脚做“自选动作”的部分。重要的是要进行换位思考，设想自己如果是党报的忠实读者，希望从党报上读到什么样的社会新闻，然后进行采、写、编，使党报社会新闻既有利于增强可读性，又在传播中体现党报的大家风范，在传播后收到良好的正面效果。对于“希望从党报上读到什么样的社会新闻”的问题，读者因个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各不相同的回答，但基本答案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例如，不希望社会新闻单纯是搜异猎奇，停留于无聊话题的层面，而希望它具有某种应有的价值（新闻价值、社会价值抑或认识价值）；不希望社会新闻单纯是报道琐碎之事，而希望它在报道中蕴含某种深意，有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之处；不希望社会新闻单纯是就事论事地报道或展览某些事实，而希望它在需要分析、解释或批评之处，提供必要的分析和解释（找到某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根源，使人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或是进行相应的评判、批评；不希望视觉和心灵受到污染，而希望具有趣味性的社会新闻使人愉悦时至少要对人（包括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无害。有业内人士提出：“以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切度和新闻对群众的吸引力为重要标准，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及时报道什么。比如目前广大群众所关心的市场上存在的假冒伪劣、不讲诚信的问题，社会上和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讲职业道德，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医疗服务质量差的问题等等，都是党报社会新闻应涉及的范畴。”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如果再对党报做社会新闻要使受众从中增智、获益（广义的）加以强调，恐怕就会显得更加全面。只有坚持这样做了，才能同时解决党报社会新闻的针对性、可读性、高品位、有益和有效传播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是：党报应当怎样做社会新闻？笔者在《党报应当重视社会新闻》一文中对此曾作过思考，并发表过如下见解：党报的社会新闻：要在“琐闻”中见正确导向，借“里巷事”明深刻道理，由负面信息引出正面效果。⑩本人至今仍然坚持这些观点。在社会新闻中也有导向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要谨防导向出现偏差以至错误。在报道“里巷事”的过程中，宜折射出经过思索而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报道负面的事实，应当帮助人们引出正面的理念。
三、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
在党报改革发展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较之一般媒体更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应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应体现在党报经常性的舆论监督更准确、更权威、更令人信赖、更具有良好效果上。如果党报经常进行舆论监督，并且收到了很好效果，就能从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增强其权威性；如果党报疏于舆论监督，那么，就会有负受众对它的厚望，其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进而言之，代表公众、代表真理和正义，进行有良好实效的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包括党报取信于民和获得受众支持的重要法宝。受众心里有杆“秤”。敢于并善于伸张正义、为民代言、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的新闻传媒（包括党报），就得人心，在受众心目中的认可度就高；反之，受众就难以在心底里给予认可、给予好评。党报工作者应当重视受众心里的这杆“秤”。
平心而论，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做出过许多可圈可点的文章。以《人民日报》记者为例，２００１年曾率先披露过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代表人民发出了正义之声，为事件被公开曝光、引起全社会关注和最终得到妥善解决立下了头功。有资料显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
就总体情况而言，舆论监督始终是新闻传媒所面对的一大难题，对党报而言尤其是如此。
笔者有一个基本判断：党报的舆论监督尚不能令人满意。不妨进行三种比较。第一是党报与同城晚报、都市报舆论监督的比较，差异当是明显的。但一部分党报工作者可能认为这种比较尚缺乏足够说服力。他们不屑于将自己的报纸与晚报、都市报相比，会把晚报、都市报所进行的哪怕是很严肃和很负责任的舆论监督，也理解成“新闻炒作”、“哗众取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党报舆论监督向晚报、都市报靠拢和看齐；但也应当看到，对晚报、都市报所进行的舆论监督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确实有值得党报借鉴之处。第二是党报与同属于主流媒体的同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比较。相比之下，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并没有充分体现“排头兵”应有的风范。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纵横”等一批以舆论监督为己任或舆论监督占较大比重且已形成良好口碑的栏目（当然，这些栏目的工作人员也感觉到了舆论监督步履维艰）。而同级党报，则尚未形成影响力和实际效果可以与上述专栏相比的栏目、专版。在省级党报与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比较中，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同样不占优势。第三是许多党报与自身以往情况的比较。相比之下，其舆论监督的报道比重呈下降之态，监督功能呈减退之势。
曾有业内人士谈及党报舆论监督的现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部门违法违规现象也愈发突出，党报的舆论监督也应随之加强。但实际情况是，党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难，或者监督类的新闻出不了编辑部，或者放弃监督的功能。在不少情况下，当地的一些突发性新闻，都要被外地的媒体首先报道，这也影响了地方党报的吸引力。”?輥?輯?訛
党报的舆论监督何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一般认为，报纸的批评报道留有白纸黑字，更容易被用来“立此存照”并受到质疑，故其难度客观上甚于其他媒体。“大凡有侵犯公众利益倾向的权力机构和个人总是将自己的行为变得十分隐秘”，而“目前我们的党报记者调查采访主要还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主要通过采访群众、询问目击者所做笔录获取素材和证据。有些素材和证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化，被采访者记忆的不清，被采访者受到威胁、利用或其他原因，变得模糊不清。这样下去的后果只能是党报记者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做不到像法院判决书一样将抗辩双方理由一并罗列、用词准确无误，就绝不敢发稿。而电视记者采访则借助声音和图像传播手段，具有形象、真实、直观、生动的特点。由于其获取的信息具有较强的真实性、现场感，在开展舆论监督时具有独特的优势。报纸在这些方面则有自身的局限。”?輥?輰?訛而党报所进行的舆论监督，比晚报、都市报更有分量和更具权威性，因而责任尤其重大。是故，党报舆论监督的难度又甚于晚报、都市报，必须三思而行、慎而又慎。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成为一部分党报疏于舆论监督的理由。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又是整个新闻传媒的“领头羊”，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
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舆论监督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进行的，另一类是随突发事件的发生而进行的。２００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严格要求地方媒体、专业类媒体及中央新闻单位主办的子报子刊按办报宗旨和自身定位来履行报道职责，不得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舆论监督，不得跨地区、跨行业采访报道突发事件。由异地媒体所进行的上述两类舆论监督，都在被制止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切实保证舆论监督工作的加强和改进而非式微，党报应更好地担当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这对党报是否具有崇高责任感是一种严峻考验，对党报的上级领导机关是否具备较高的执政能力是一种实际检验。
然而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于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有些领导同志将《意见》单纯看成是对新闻传媒所设限制，未理解成是对地方党政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和作出了相应规定（规定基层单位不得封锁消息、隐瞒事实、干涉舆论监督，不得以行贿、说情等手段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如果地方党委新闻主管部门这样理解中央有关规定，当地党报在舆论监督工作中就必定无法达到党中央所要求的水平，也无法达到人民群众所期望的水平。
关于舆论监督，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以往的一个说法。毛泽东曾经说过：“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輥?輱?訛很显然，党委对于媒体上的批评报道抑或舆论监督担负着管理之责，但管理的目的，并不是使之事实上开展不起来，而是为了使之得以开展和开展得更好。
在实践中，有的党报工作者深深感到：进行舆论监督，必须过“三关”：人情关、纠缠关、领导关。其中，“人情关、纠缠关相对容易过，只要事实准确，出于公心，人情面前可以说服解释，以求理解；纠缠面前可以置之不理，理直气壮；编辑部最为难的就是领导关，有时我们的批评报道事实准确，但报道见报后，因某位领导有倾向性的‘意见’，又不得不违心地另发一篇，给被批评方‘挽回影响’；有的重大报道因某位领导的‘意见’不得不‘流产’”。?輥?輲?訛某些领导的不恰当干预，客观上阻遏了相当一部分舆论监督，这是党报舆论监督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地方的党报开展舆论监督情况不甚理想，也并不能完全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担责。党报负责人、党报记者编辑是否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是否具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如果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就不可能舍生忘死，不畏艰难险阻、拒绝威胁利诱，对南丹矿透水事件进行深入采访和如实报道，就不可能进而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地方党报——湖南《常德日报》的记者胡德桂，曾写过一篇题为《吃谷的秤》的批评稿，反映的是某粮站在收粮时在秤上做手脚，克扣农民。事后他在《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忆这篇批评稿得以发表的原因在于报社领导的支持。他说，稿子写成后，报社班子开会统一认识，社长表示：“宁可不要乌纱帽，这篇稿子也要发”。领导们研究决定：一是稿子提早刊发，让“关系网”发挥不了作用；二是班子成员的手机全部关闭，拒绝接听说情的电话；三是由社长主动向市领导汇报，争取支持。这篇稿子见报后，由于事实确凿，粮食部门只好接受批评，此事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后来，全国地市报好新闻评比时，这篇舆论监督稿被评为一等奖。?輥?輳?訛三条措施中，第一条为抢占先机，第二条为谢绝说情，第三条为争取主动。三者合一，则体现了勇气和睿智的统一，体现了良好动机与追求最佳实际效果的统一，体现了敢于舆论监督和善于舆论监督的统一。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见《新闻界》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②李良荣：《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根据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李良荣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演讲录音整理，见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ｃｄｄｃ．ｎｅｔ／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５６２７。
③见新华网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电《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
④⑤龚惠民：《实践“三贴近”创新走市场——〈南京日报〉打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见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４６７７／２２１１４／４２００４／４２００９／３０６２１４８．ｈｔｍｌ。
⑥姜玉泰：《党报时政新闻的误区及突破》，《青年记者》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⑦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第１６２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⑧周正荣：《积极推进党报的改革和创新》，《传媒观察》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⑨郭维昆：《强化社会新闻是党报“三贴近”的必然要求》，《新闻界》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⑩参见丁柏铨：《党报应当重视社会新闻》，《新闻实践》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李季平：《党报应当在报纸的内容上多下功夫》，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０５ｃｊｒ／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５／１２／２５／００６４１７０４５．ｓｈｔｍｌ。
刘莉荔：《党报开展舆论监督的难点及对策》，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ｖａ．ｃｎ／Ｂｒｏｗｓｅ／ＳｈｏｗＤｏｃ．ａｓｐｘＣｏｄｅ＝３－１５＆Ｉｄ＝２００５ ９０９０８４ ２５６９６４２１。
见《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１７７页，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薛以凤、刘绩辉：《党报在舆论监督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新闻战线》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董国栋：《必须做到“四要”——略论地市县党报如何开展舆论监督》，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ｄｃ．ｎｅｔ／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５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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